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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那个Facebook杀手,您还好吗?

当时风头无两的Diaspora如今变成怎样了呢?团队里同样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不能成为下一个Mark Zuckerberg呢?而Diaspora自身又有什么突出的东西让人追捧呢?国内创业者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导读:从2010年项目成立之初,被誉为“Facebook杀手”的社交网站Diaspora就赢足了业界的喝彩。

2010年11月ReadWriteWeb将其列为2010年十大初创公司;2011年,其又被提名为Mashable.com “最佳社交网络奖”;它在众募网站Kickstarter融资时,连Facebook的创始人Mark Zuckerberg都化名给它捐款。

当时风头无两的Diaspora如今变成怎样了呢?团队里同样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能不能成为下一个Mark Zuckerberg呢?而Diaspora自身又有什么突出的东西让人追捧呢?国内创业者又能从中学到什么呢?

下面,我们结合当下互联网发展的趋势,深度剖析“Facebook杀手”的过去与现在。

社会规范发生变化  Facebook微调私隐设置

新科技的出现总是带给人惊喜,但随之而来的结果和影响又是难以捉摸的。如果这科技是由一位二十出头的电脑爱好者所开发的,后果就更是“不堪设想”了。

Facebook就是那样一个例子。在2010年1月的一次对话中,Mark Zuckerberg就把说得很清楚了,Facebook不仅仅能方便你和朋友联系,而且还要以前所未有的公开方式进行。“人们已经不仅对分享信息和内容感到无所谓,而且还愿意更加公开地与更多的人交流。社会规范也随之都慢慢变成那样。”他还说:“我们认为这种社交模式的改变是相当重要的,创业者必须牢记在心。如果我们再次准备成立公司的话,我们就会将其列为现有的社会规范,并追逐它。”

除了Zuckerberg是这样想外,无独有偶,Google的CEO Eric Schmidt一个月前也在其博客上说:“如果你有些东西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那么在一开始,你就不应该将其公开。”这恰是他被爆出与情妇分手一周年之际,当时此条个人新闻还引起了股东的隐忧。

诸如上述的两者的大企业是否应该决定(或者满足)用户的社交范式呢?其实,关于企业是应该满足新社交标准还是应该创建一个新标准,二者的界线是很难区分的。你说,下面Facebook的做法是哪种?为了扩大用户数量和广告收益,Facebook假借方便用户之名,通过重新设计来慢慢削弱对用户的保护,哄骗用户更频繁地分享更多信息。这种逐步角力(边适应边改变)的做法确实是无法轻易归类的。但可以明确的一点,它是Zuckerberg骨子里的理念,这同时也反映了Facebook的终极命令:将用户数据换成广告收入。

从Facebook建立之初,它就在不断在私隐设置那里进行程序微调(当然是它自己假定私隐标准已发生变化),但用户对此大多毫不知情,通常是听到隐私被侵犯了才知道。有人比喻说,用户就像被温水煮的青蛙,慢慢地被煮熟。如果水热的很快,青蛙也许就会直接跳出水;但如果是慢慢加热的话,青蛙永远不会知道,会一直呆在水里直至沸腾。除了这个寓言是骗局外,此比喻还算是恰当的。

那个盒子  那群男生

2010年2月,正当Facebook在私隐问题上与公众信任较劲风头正猛的时候,一位名为Eben Moglen的法学教授在纽约大学发表了公开演讲,主题为“云端的自由”。“人类对伤害具有一定敏感性,但Zuckerberg先生再此创下了无人垂涎的记录:他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比下了所有的同龄人。”Moglen还说:“(Facebook)就是,‘我给你免费的虚拟主机和一些PHP小玩意,你就将永远被免费秘密监视了。’这居然凑效了!悲痛莫过于此,这居然奏效了!”

作为纽约软件自由法律中心的主席,Moglen在数字权利与自由方面早已是知名大家,如果代码牺牲了用户的利益,他会极力批判;他甚至会像十字军那样因为你还留有Facebook的账号而对你怒斥。Moglen看出了Facebook集中式的架构有严重缺陷。Facebook有违万维网建立的原则——本来由公众机构创立的分散式网络并不应该是属于某一个人的——但Facebook却改变了这种局面,它远离了真正能给社交网络赋予意义的每一个独立会员。

就拿上年阿拉伯之春事件来说,Moglen告诉《时代周刊》:“Facebook太集权了,如果有政府想报复和管控,他们就会变得很脆弱。”他还说:“当大家的资料都集中在由Zuckerberg先生掌控的庞大数据库里头,要停止一场革命是毫无难度的。要的只是向Zuckerberg先生提出一条他无法拒绝的要求。”

所以,Moglen说,现在是我们推翻网络霸主的时候了。同时,他已经有了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是:一个个人服务器,运行着免费软件操作系统,上面有免费的应用程序可专用于创建和保存个人隐私。Moglen将其称为“自由盒子”,有了它,从理论上,用户就可以通过P2P技术直接相互沟通,从而绕过那些数据中间商大鳄的控制。对于数据所有的问题,他提供了另一种富有哲理的选择:与其主动将自己的资料交给他人,何不将那些个人电邮、沙滩照和性爱日记之类的东西存储在自己的机器(服务器)上呢?

演讲当晚,Moglen教授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好的网络服务器,你可以将它放在口袋里,并且可在任何地方插上它。换言之,它不能比你的手机充电器大,同时你可以在任何插座或有线的地方连上它,在周遭有Wi-Fi路由的地方可以同步它。它还应该有三两个USB插接口,方便连接。它要能够启动,要能够开启网络服务器,要能够将你在其他地方接收过的东西调用出来。它还必须要能够将经过加密的所有信息备份发送到你朋友的服务器上。它也必须能作为微博,而且能在不侵权的前提下发出“tweet”之类的声音等等。    

Moglen的这种演讲,不仅是教人思辨,而更是在呼吁变革。变革的动力则来自免费散布的开源软件。“Zuckerberg先生必须破产,” Moglen还总结说:“让我们成全他吧!而且是不用花一分钱。”

就在Moglen描述那个盒子的观众席中,出现了那三个男生。他们来自纽约大学计算机科学学院:Max Salzberg,23岁,实用主义者,团队的天生领导;Dan Brippi,21岁,“纨绔子弟”,不向任何人汇报情况;Ilya Zhitomirskiy,20岁,大二,俄罗斯数学家门第的公子,理想主义者,钟情隐私保护。团队里还有一位不能来听演讲的Raphael Sofaer,年纪最小。Raphael的哥哥Mike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当时他正在这边游玩,他目睹了在该讲座结束后的几天里,这四个本科生是如何为之倾倒的。“反正对他们,我总有那么一种感觉,就像‘我们什么都可以做成功’。”Mike告诉《纽约杂志》。

想法是很简单,为“自由盒子”建一个分散式、开放源码版的Facebook。自己掌控数据,自己掌控社交网络。不要Mark Zuckerberg,不需要实名制。有人互联即足够。同年四月,团队四人在当时还鲜有人知的众募平台Kickstarter上融资,目标为10,000美元。他们将项目命名为“Diaspora*”。Diaspora词源于希腊语,有“散居、大流散、大迁移”的意思,这也恰好契合了项目的本意。

Facebook杀手  “高调”降生

当时,人们对Facebook的讨厌达到了顶峰,因为它进行了一连串极具争议的隐私设置更新。

而Diaspora的出现,正如其在Kickstarter页面所描述“尊重私隐,由个人控制,全方位分散式开源代码的社交网络”,让人们似乎找到了对抗Zuckerberg式暴君的灵丹妙药。《纽约时报》赶紧大肆报道。对于那些厌倦了被欺负的技术人员,他们也纷纷为Diaspora呐喊助威,将原本纯属自娱自乐的项目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连一行代码都还没写出,Diaspora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基于各种稀奇古怪的理由,每个人都很赞同私隐保护,”Dan当时说。网络上不久就出现了“Facebook杀手!”的称谓了,就像“大卫对战歌利亚(以小对大)”的故事一样。诸如Fred Wilson等的雄厚科技投资者支持此运动。前美国副总统戈尔也致电那群男生表达:他们正“打着一场好仗”。连当时正为私隐问题公关不力而焦头烂额的Zuckerberg本人,也做出了看起来既讽刺又滑稽的举动,为其捐出了为数可观的数额,他说:“我觉得这想法很不错!”当然,这个故事也像往常的一样,在Facebook上广泛传播。

Facebook的对手终于现身了,IIya,Dan,Max和Raphael四人正在对科技的前世今生发动着一场战争。“Diaspora要摧毁‘一网独大’的想法,”Rapheal说。他们要“冲破网络奴役的束缚、从硅谷重夺互联网未来”的前景,随着在Kickstarter取得的成绩而渐渐清晰:6,479人捐了200,641美元。在2010年5月Kickstarter的庆祝派对上,被MotherBoard问及团队的下一步打算时,Ilya回答说,他们四个在暑期就会前往三藩市。他们会住处在三藩市的Pivotal Labs里,因为在那里Raphael哥哥是一名开发员,可以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地和开发支持。这听起来就像是终极暑假项目,犹如独立乐队走到农舍里头灌录新专辑一样,同时跟Mark Zuckerberg在他大二暑假的做法也有点相似。

垄断换来便利  垄断激发民怨

理论上,这种分布式、民主的模式是相当好;但在互联网和其他地方,这个理想状态却显得与现在的趋势显得格格不入。历史告诉我们:可控的系统能带来便利,只要该系统提供的舒服度和可预见性还能达到一定水平,社会就会很容易就被那种“便利”所引诱。正如联邦贸易委员会顾问、法学教授Tim Wu所说一样,从信息时代诞生开始,我们就已经通过牺牲自由来换取一些更诱人,或者说是更显而易见的东西:便利。

致力于宣传“网络中立性”理念的Tim Wu还提到,从新技术诞生(或垄断企业解体),总有一段短暂的开放期,但随着某一产品优势突出,使用的人群增多,就会凸显出其网络优势,因而又给用户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垄断。 美国移动电话提供商AT&T、派来蒙影业和全国广播公司NBC所在的媒介行业均如此。

有了网络优势,“规模便带来便利”,但同时,与之同在的信息垄断的后果也会变得更加不堪。“当人们既负责传送又负责生产内容的时候,就会有内在的利益冲突。这意味着可能会进行自我审查。”

最显著的的例子就是Apple,还有它臭名昭著的封闭式生态系统。没错,它在自身的产品线之间是可以衔接无缝,但用户却只能限制于由Apple所管控的生态系统里。连最简单的换一块电池,都得大费周章。最近的地图缺陷问题的出现,更是凸显了Apple只是顾及己利罢了。“Steve Jobs确实是打造了无与伦比的产品,但同时,客户必须在某种程度下受控于他。”Tim Wu补充说。

对于Facebook,几乎形成垄断的它,夸张地说,它选择的道路就决定了你的未来。“Facebook是会选择向Google看齐,还是会选择向Apple看齐呢?”如果Facebook选择了Apple,那么,Tim Wu说:“我们会处于另一个不同的未来”。

很多迹象已经表明Facebook正往Apple靠拢,从该公司的多起隐私事故,到其与广告商建立平台协议,Facebook一发号施令,用户就必须跟着他们的规则走。“对于诸如Zuckerberg那样的CEO们,批评得最多的就是他们过于不择手段,而且不会关心他人。”一位Facebook前执行官透露。“但是,这也是建立长期可持续企业所必须需的。”

虽说如此,但硅谷令人半信半疑的服务条款还是使人们的不满情绪渐涨渐高,同时也推动了诸如Moglen教授所提倡的运动的发展,最终关注也自然落在了Diaspora的身上。在Diaspora的alpha邀请版于2010年11月推出之时,粉丝们争相去下载并注册。Diaspora的网络由“pods”组成,由个人或机构所拥有的节点使得其构成的庞大网络真正做到了分权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Diaspora联邦式社交网络的设计,有点像“社群整合器”,可以从Facebook、Tumblr、Twitter和很多其他特色社交网络里面导入更新和内容。这种可互操性能够使运行网络时避免被Facebook和Google所窥视,同时也能降低进入门槛,吸引更多的人加入。

其实,这场战争本应该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要宣布其失败了的。先不说要实际执行此种规模和重要性项目所会碰到的困难,单是在众望之下,团队里四个毫无实际编程经验的年轻人就已经被压得无法喘气了。在他们都没有呈现出任何实际产品之前,各地的博主、技术人员和开源代码奇客就已经希冀他们能够将世界从暴政和压迫中拯救出来。自然,在更早前,也就是2010年9月15日,他们首次发布的程序员预览版,简直就是一个“公众大灾难”,问题都集中在错误和安全漏洞这些方面。早前的粉丝笑称其为“瑞士干酪”。

当时,团队深受此事影响,但他们却未被吓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一步步的在筑起自己的产品。如前文所述,在11月感恩节前后,他们发布了网站的alpha版本。乍一看,其实就是能运行的、开源的、联邦式的Facebook的克隆体。“(我们)不是仅仅从中赚钱,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Ilya Zhitomiriskiy对《纽约杂志》说:“能为世界创造点什么东西,感觉十分了不起。”

可是,这个世界环境正在快速变化呢。

中途杀出个Google+  Diaspora外患内忧

在与Facebook抗衡的环境中,Diaspora虽被寄予厚望,但终究不能阻止其他对手的出现。

Google多年来也在不停地试验着其社交媒体项目,但随着Zuckerberg的威胁渐增,在2011年初,Google决定将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列为重中之重的任务。

在离职时公开的博客中,前Google人James Whittaker略带悲壮地写道:“在Google投放广告虽然能比Facebook接触到更多人群,但Facebook却深知那些人群的信息。广告商和出版社十分珍爱这些个人信息,珍爱程度之深以至于他们宁愿将Facebook品牌名放在自己的前面。例如www.facebook.com/nike,像Nike那样有影响力的公司都愿意将其品牌放在Facebook的后面?!对于Google,没有公司这样做过;Google自认不是。”

虽然Google重申是其社交网络项目是由其创建人Larry Page在掌舵,并从一开始他就将Facebook紧紧盯在眼里。但最后推出的Google+却像它名字一样,“单单Google一家并不够好”。搜索要社交化,Android要社交化,曾经可以匿名的YouTube也都要……好吧,反正你明白,连最差劲的发明应用都得社交化。有人说,正是这种一如既往重视社交化的要求,使得在将Google+推向世人面前时找不到重心。“我曾经钟爱的Google是一家能赋予员工创造的科技公司,”Whittake在走人时写道。“现在我离开的Google只是一家一切只能听公司强制要求的广告公司。”

如上述所说,2011年6月推出的Google+指向性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其对手Facebook的帝国大厦面前,它的冲撞却甚至无法留下一丁点坑洼。

对于Diaspora,Google+的发布一方面让自己自惭形秽,因为自身20万的资金与Google上十亿的资本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但同时,搜索巨头承诺让用户更多地掌控自己的数据,显然有抄袭Diaspora的一些关键功能的嫌疑。正如ReadWriteWeb所报道,Google“在喝着Diaspora的奶昔”。但Google方面却否认。

对外,Diaspora团队尽量将Google+的推出描绘成是自身影响力的扩大所致。“我们很高兴Google+模仿了我们的核心特征‘aspects’,他们将之称为‘社交圈’,”团队在博客上写道:“我们已经有所作为了。”但是在此背后,他们自身却是一个烂摊子。已成为C级公司的Diaspora,资金已经用完了。四个创建者为了不“互相杀害对方”而选择各自租房。随着VC的兴趣减弱,他们的选择道路也渐窄。

加之Google+对Facebook造成的冲击之微,其实反映了另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人们根本不想要一个“Facebook杀手”

那年夏天,当所有的钱都被用完后,Raphael决定回到的纽约完成学业。不久之后,团队里的一名关键成员Yosem Companys突然宣布退出,理由为“内讧”。同时那期间,PayPal在没有提示的前提下就冻结了Diaspora的账户,断绝了他们亟需的资金来源。幸好有大批的Diaspora用户向PayPal投诉并威胁说要提起诉讼,账户才得以解冻。

在同年的11月12日,Diaspora的共同创立人Ilya Zhitomirskiy死于其三藩市家中,年仅22岁。

杀手“主唱”之逝  折射“成王败寇”硅谷文化

“我坚信,如果Ilya没去搞这个项目,选择呆在学校的话,他今天肯定会好好活着的。”Ilya的母亲说。Ilya一直是位梦想家,他沉浸在科技解放文化中。“他可以在学业或是该项目之间选择。他之所以选择该项目,是因为他想为实现自由做点贡献。”Moglen在Ilya死后对《时代周刊》说。Ilya好像深知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而且他将失败看得也很重。他回答杂志访问说,他是心甘情愿去做Diaspora项目的,他在团队有一系列纷争的时候他选择离开大本营,但在“pre-alpha”版公布的前几周,他又会毅然从家中飞回。

在之后接下来的一年里,像大多的初创企业一样,该公司在苦难挣扎,预期目的未达到,原来的20万美元用完了,风投资金减少了,团队里剑张弩拔。根据知情人士透露,队员间还相互猜疑。那年夏天,Raphael选择回校,Dan和Ilya考虑离队,而Max则为继续项目而进行新合伙人招募并做战略准备。在2011年10月3日,他们在董事会议上各自宣布自己的计划,一时纷争再起。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的关系一直处于冷战状态。而在Ilya看来极具数字美的11/11/11的往后一天11月12日,他死了。

“根本没有人意识到Ilya有忧郁症,更不要说自杀了,”与Ilya相识的资深硬件骇客Mitch Altman写道。在他死后,Hacker News猜测说,是压力把他杀死的,因为负责运营这样一个受关注的初创企业压力太大了。

“Diaspora那些创办人的职位真是不值得羡慕啊,”名为DexX101的用户说。“他们一成立,全国的媒体就一窝蜂地报道,同时还有一大群草根用户争先为其捐资。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渐渐看清,原来之前定下的目标根本是无法实现的。他们失败了。公开地失败了。这对经常头戴‘成功’光环的人来说,心理打击是相对致命的。”

“我下面说的,并不是特指Ilya之死一事,反正跟他的死也无关,我只是认为,这种失败确实很难接受。但除了我们,外头还有很多低调的创办者,牺牲着一切的东西,为的就是去实现为实现的梦想,他们正在此道路上前进着。这消息无疑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Max回应说:“没错,初创企业发起者的压力是很大,但是,Ilya的死并不是工作压力造成的。他是自己有问题,他有病。”与Ilya紧密联系的人士私下透露,他患有抑郁症。

对于一些人来说,Ilya就是项目的心脏和灵魂。他的一位好友说:“他有远见,又是一名数学家。他能将有激情的成员凝聚到一起,在科技社区里深受爱戴。Ilya绝对是Diaspora的精气神所在。老实说,自Ilya死去的那天,Diaspora其实也跟着死去了。

在硅谷里,总宣扬着一种致命的神话,大学生辍学了,就成为了亿万富翁,并征服了世界。“只要智力达到了一定水平,决定成败的就只看决心,”初创企业孵化器Y-Combinator创建人Paul Graham布道说。那是一种美好的想法,同时也是美国梦的根本。这种幻想驱使着过分乐观的年轻人去辍学,去走向西部,去吃拉面,去住青年旅馆。在硅谷,他们相信,只要你不计任何代价为之付出,最终肯定会成功的。在那里,每个人都能站在伟大之巅之上。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你想要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还不够努力。或者是更糟糕的是,你选择了放弃

其实,成功并非来得那么直接的,它得靠几种东西碰在一起才行,好主意、坚持、运气等同样重要。很多该行业里的“摇滚巨星”一炮而红之后也都默默无闻。在Netscape Navigator浏览器风光过后,Marc Andreessen几乎无所作为;Twitter共同创建者Ev Williams和Biz Stone一年前就离开该公司去专攻那个名为Obvious的东西,但是现在也就只有一个名博去关注它;还有靠Napster走红的Sean Parker,去了Facebook之后新近推出的AirTime,也就不过是Chatroulette的翻版而已。

“成王败寇”的规则依然流行,所以,这些神话继续风行着。反正“失败”一词,在他们字典里是肯定没有的。对于每个想做Mark Zuckerberg的人来说,身边同样生存在成千上万的竞争失败者,他们的派对没有人参加过,在大家意识到他们存在过之时,他们早已被淘汰了。

同时,硅谷里,还存在着资金问题。在科技初创公司早期的阶段,可以衡量其成绩和发展的东西相对模糊的。在硅谷第二次科技大泡沫来临之际,新进场的玩家的价值并不是由他们的做出的成绩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募得的资金额度所决定。尽管资金是基础,但如果在超短时间内就获得太多资本,这其实是对该公司宣布了死刑。因为那些现金会像重负一般沉沉地压在你的项背,Ben Kaufman解释说。他刚为其公司Quirky获得6800万美元。

“在公众眼里,特别在科技行业人群中,融资被看得太太太重了,”Kaufman写道。“大家都将募资的款项看成荣誉,但依我看来,它却像‘红字’一样。”在Kickstarter上,只要你有想法,就会获得媒体的关注并且可以募得上百万的款项,但真正需要看重的执行力却被忽视了。这无形中就会加强一种对成功的错误认知,Kaufman说,他回想起在19岁时就首次融资100万美元的情形。“我祖父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建立了一家成功的公司,”Kaufman回忆说。“但我们当时啥都没干。我们只让人写了一张支票而已。”其实也就是说,当资金不断涌进来的时候,你就会很容易获得“我成功了”的感觉,但实际却是什么也没做成。

在事后看来,Diaspora的20万美元其实是很小的金额,但是当时该金额足以引来大量媒体聚焦。尽管Diaspora当时还没学会如何战斗,媒体们就已经将他们捧为有力竞争者了。“部分的原因还来自大量的媒体关注,”Diaspora内部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如果他们没有那些过分关注,那些惨况应该一个都不会发生。他们还会表现得更谦虚些。”

P2P社交网络难题  Diaspora近况

尽管那样的惨剧发生了,但梦想依然存活,剩余的队员希望让大家的目光再度聚焦会产品上,于是宣布了Beta版的发行时间。但是,Diaspora这个项目的未来,依然是未知之数。

部分的问题是源自P2P社交网络自身。P2P的概念是在2001年首次站稳了阵脚的,当时出现了BitTorrent。BitTorrent是一个网络文件传输协议,跟在单一的源服务器下载文件不同,它能够实现点对点文件分享。P2P依赖的是网络中参与者的计算能力和带宽,从而减少了对在较少的几台服务器的集中依赖,便于分享大文件。有说,P2P文件分享现在占了所有互联网流量的一半以上。

“Facebook想把你变蠢,”BitTorrent创始人Bram Cohen说。Facebook控制着我们的体验,所以它能使我们感到舒适。“Facebook不允许第三方的UIs的原因很简单,”Cohen上年6月在Google+写到:“Facebook不想拓展一些你想要功能,因为那样会降低系统使用的舒适度;但是那些UIs是肯定能可以提供这样的功能的,所以Facebook就为了大家的舒适而拒绝了第三方UIs。”

对于控制良好的数码世界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早已觉得理所当然了。“Facebook之所以不想你能看到某人何时浏览过你的页面,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自己都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何时浏览过人家的,”Cohen说。如果没有Facebook帮你管理数据交易,像这种离散式浏览(discrete browsing)就无法保障了。“这种问题,对于像Diaspora的项目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在Diaspora上,连最基本的“在人家的页面上删除自己的留言”这样的操作,在技术层面上,都是相当复杂的。“当然,一个客户端的缓存就可轻松保有所有留言,不但可以看,而且还能时常回看,”Cohen说,“但是,很多时候,人们出于各种善意的理由,也想能够删掉某些留言。他们想,删掉留言之后,主人想回想起某些内容就只能靠那善忘的记忆神经了。同样,你也可以隐藏自己主页的某些评论,这样,即使是已有权限看评论的朋友也都不会轻易看到。还有,当你修改婚姻状态时,即使无法隐藏,也都能通过另一种‘隐藏’的操作来使得朋友不会被系统主动告知。”

对于P2P大师Cohen而言,相对上述简单操作,Diaspora却要搞得很复杂,而且还无效。它是错得很离谱啊。它并不是我们此刻所需要的。“在Email和Facebook之间,确实是还有空间搞出另一种社交网络,但肯定是不能完全照抄Facebook的。对于Facebook本身,它自身也都还有空间可以不断改善。”他写道:“我想,还先等新事物发展成熟了,再考虑把它变得轻便快捷吧。”

同样,即使是长期倡导数字分布化的Douglas Rushkoff,在Facebook废留问题上,也都说不清。

意识到单组建一个优化版的Facebook是远不足够的,团队继续努力,重新创作产品。从Kickstarter发布自己的项目至今,两年半的时间过去了,Diaspora团队也坦言自己成长了。在今年6月,被问及他们的近况时,Max会email说:“我们正在搞着一些新的东西,会与大家紧密相关的,但是接下来的一两个月都只会是处于开发初期。”

两个月后,团队发布了名为Makr.io的项目,一个“协作网页再混合工具”。换言之,已经不是那个万众期待且能改变格局的分布式社交网络了。但Max说:“Diaspora一直流淌在我们血液里,但我们太傻了。”此番言论一出,却招致了部分Diaspora核心社区人员的不满。Diaspora项目长期支持者Kevin Kleinman在推文里反讽说:“那些所谓Diaspora的开发者只管在Makr.io项目上交欢,对Diaspora理都不理睬。”

几周后,团队就正式宣布永久地离开该项目了,把“烂尾楼”交由整个社区来打理。“能达到如今这种地步,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定下的目的,”Max对AllThingsD说。目前,用户数量在40万左右,比2011年《商业周刊》报道的60万有所下滑。然而,从活跃度来说,Diaspora是远不会死掉的,而且它还深受欧洲的用户的欢迎。但是,从它第一次发布至今,两年多了,Diaspora也只是一直处于alpha版。

下一个网络弄潮者

两年前,Diaspora在Moglen教授的鼓动以在及公众对社交网络隐私安全的要求下应运而生。但如今,网络隐私情况依然刻不容缓。

在这后Facebook的时代,原本以民主交流而著称的品牌纷纷都背离了初衷,选择去追名逐利。而同时,在政府频频招手示意下,诸如Google和Twitter等的企业也都纷纷招架不住了。

Goggle最近的透明报告公布,美国已经算是一个网络审查的佼佼者了。Twitter虽然经常不愿意主动配合执法部门透露其用户信息,但最终还是“出卖”了用户。

今年8月,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才处理了一宗对Facebook多次滥用用户数据的控诉。“Facebook必须恪守其对上亿用户许下的私隐保护承诺,”FTC主席Jon Leibowitz说。“Facebook可以创新,但不能侵犯消费者的隐私。FTC会杜绝此种事情的发生。”为此,Facebook愿意在未来20年里,每两年接受一次私隐保护审查,并要在用户信息被分享时给出“清晰而显著”的警告,同时必须得到用户明示同意后才能散布信息。跟Goggle最近用2250万美元处理隐私纷争不同,Facebook至今从还未被过款,因为它没有违反过与FTC签订的协议。

但在上两周,《金融时报》才披露了Facebook和数据公司Datalogix之间的暗中交易。此交易用以跟踪用户是否因在其Facebook页面上投放广告而选择去购买该些产品。这样的情报对广告商来言,是相当吸引的。(Datalogix通过在零售商那里购买忠诚消费者的数据,然后通过其数据库的邮箱地址来比对他们用来注册Facebook的邮箱地址,同时还有一系类的关联邮箱来得出结论。)

尽管Facebook发布声明否认,他们并没有将用户的信息卖给Datalogix或是广告商。但是,随着Facebook的股价不断下滑,他们必须得对股东负责。追逐新的收入源泉自然也就更显紧迫了。所以,报道中提及的交易方式,其本质也是能被人们所认清的。

面对诸如此类始终无法解决的隐私问题,对于联邦式网络的呼唤,自然是一浪接一浪了。“我不知道Diaspora是不是下一位网络弄潮者,但我真心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社交网络会朝着分权式的方向发展。”Circumventor.com及Peacefire.org创建者Bennett Haselton上个月在Slashdot上写道。

要是Diaspora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时机得当的话,人们其实就已经重夺私隐话语权了。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少,诸如Diaspora那样的运动已经让公共对隐私问题更加关注了。

在上周美联社与国家宪法中心公布的调查显示,37%的美国人认为他们潜在的隐私威胁来自诸如Facebook和Twitter的社交网站。这数据也许能让已逝的Ilya感到一丝丝安慰吧。在2011年Diaspora垂死挣扎的阶段,Ilya就已经沉思,要是能提高公众的隐私意识,这次战争就算没有完全成功,也算成功了一半。“我觉得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让大家知道,除了那几种方式外,网上交流还有别的途径的。”Ilya死前的几个月说:“我们已经将Diaspora带进了世界。”

如今,互联网早已可以装进口袋了。无论是谁说他们自己就是弄潮者,又无论他们是如何吹嘘自己的产品,我们都得对之投以审视和怀疑的目光。但至少可以明确的是,下一个网络弄潮者就在不远处。它可能不一定是Diaspora,它可能跟Facebook完全不一样,但它肯定会更好。而且,它必须得更好,因为选择在我们手上。没有了我们,那些玩意什么也不是。

当然,这些选择都是由设计软件的大虾们所决定的。无论什么东西取代了Facebook,它肯定不会被Mark Zuckerberg所独有,但同时,它也有可能并不是由人们所共有,也许,是在二者之间。反正,它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让我们互相联系对方;它会以一种我们能接受的方式改变我们;当然,它也会产生出一堆我们难以预计的新难题。(编译@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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